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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：1992年章-红以2000元入股，企业股份合作制章程规定：企业职工个人量化入股，产权归个人，参与分红计息，可转让，但不能退股；股东按股份承担企业经营风险。1996年该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，并发给股权证。其时，企业内部经核算，章-红的股份已增值为14000余元。1997年，章-红辞职经商，将股权证交与该企业的副厂长汪-扬，汪付给章2000元，以后的红利就由汪-扬领取。2003年4月，该企业再次改制，清算了原有股份，企业要收回原股权证，并按股权证所载股份的现值金额退还股权人，章-红的股份现价值近4万元。章-红于2003年8月找汪-扬返还股权证，汪-扬以章-红已将股权证转让给自己为由拒绝退还。由于发生纠纷，企业未收回原股权证。为此，章-红诉至法院，要求归还尚欠汪-扬的2000元借款，并收回质押给汪-扬的股权证及1997年以来的红利。双方均未举出书面合同，也没有办理质押或转让股权证的登记手续。分析：对该案的处理有三种意见：第一种意见：章-红主张质押的理由成立，应支持章-红的诉讼请求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及有关法规和政策的规定，记名股票转让必须背书并登记后才生效，所有权始发生转移。汪-扬作为该企业副厂长，应当知道1996年章-红所持股份的现金价值，但他隐瞒了股票已增值的实情，赋有欺诈行为，且在转让后长达6年时间内，应视为知悉法律和政策的汪-扬却未向企业申请变更登记，故其主张转让的理由不成立。被告的反驳理由不能推翻原告的事实主张，故而认定章-红的主张成立，应予支持。第二种意见：章-红主张质押的理由不成立，应驳回其诉讼请求。理由是：章-红将股权证交与汪-扬后6年来一直由汪掌握并领取红利，均未提出清偿借款，偏在企业宣布退还股份现有价值之后才主张质押，要求归还所借汪-扬款额。假若该股权贬值，章-红还会主张质押要求返还吗？且其事实主张，既无书面质押合同，也不符合质押的法律规定，即《担保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：“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，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。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。”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、二款规定：“记名股票，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。”“记名股票的转让，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”。而且，原告既然主张质押，何谈返还红利？原告的诉讼请求自相矛盾。汪-扬以转让辩称，虽未办理过户手续，但多年来由其持章-红的股权证领取红利，且该企业发放红利时认票不认人，其他股权人也存在类似转让股权的情况。故章-红主张质押的理由不成立，其请求应予驳回。第三种意见认为：由于企业股份合作制章程规定股份不能退股，1996年第一次改制时，企业内部核算章-红所持股份的现金价值为14000元，章-红作为工人并不知情。1997年时，章-红因急需钱用，而股票多年来只能分红不能变现，急切将股权转化为现金，于是转让给了汪-扬。汪接受转让后，因企业分红时认票不认人，故而怠于办理转让登记手续。这是情理之事。岂料，该企业6年后，再次改制，将集体企业改为私营企业，彻底清算原有股份并要退股，原股金价值陡增。应该说，要退股是政策性的变故，双方在转让股权证时均难以预料。即使当初汪-扬隐瞒了股票增值之事，章-红要主张撤销权也早已超过了的时限。造成现在“势均力敌”局面，即章-红提出质押的主张与汪-扬提出转让的辩解同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价，双方支持其事实主张的证据均不够充分，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也相当。此则，若以原告举证不能驳回其诉讼请求，让底气亦然不足的被告获利；反之让原告获利，均有失偏颇。该纠纷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含有政策因素，使本是水中月、镜中花的股票，能直接变现退还给股权人。所以，应依照《民法通则》第四条的规定，适用公平原则处理。即股权证归原告所有，原告补偿被告该股权证现值一半的金额。